走向文明的自觉——袁运生艺术展在京开幕-凯发官方首页
17年4月6日，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走向文明的自觉——袁运生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该展是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之一，展览根据主题分为四个部分：水墨意蕴、道象、融贯中西、记忆，回顾性地展出袁运生先生自1960年代至今创作的水墨、油画、铜版画等141件，以及素描、速写等习作20多件。其中，大部分作品都是首次公开展出。在本次展览中，袁运生先生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三个枪手》《嫁新娘》《海边太极》《驱鬼图》，著名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壁画原稿，以及高3.4米、长达27米的铅笔大稿等，涵盖其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共16件。
袁运生1937年生于江苏南通，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其1955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油画，受到董希文先生的启发，在创作上并未完全贴近苏派画法的影响，而是更倾向于印象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画风。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袁运生1962年毕业后被分配至吉林省长春市工人文化宫美术组工作，期间在进行创作任务的同时，还多次外出写生，完成了60余件的木板油画作品。1974年，为了创作《毛主席在陕北》等作品，赴陕北写生，创作了《延安白描写生长卷》等精彩作品。
1978年，袁运生受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邀请赴西双版纳写生，完成了大量钢笔和墨笔线描作品，并以此为基础，1979年应张仃先生邀请，参与首都国际机场的壁画创作，绘制了《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机场大壁画。由于在画面中部大胆绘入了三个裸体傣家女洗浴的场景，在当时引起中国美术界、文化界乃至思想界的广泛争论，也正是这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标志性图像之一，也让袁运生及其艺术探索广为人知。
1982年，袁运生受到美国新闻总署“国际访问学者项目”的邀请，到美国参观访问，并被安排到华盛顿、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城市的多家美术博物馆参观，拜访了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德库宁、波普劳申伯格等，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思想和语言方式。随后，他又接受北爱荷华大学、波士顿塔夫茨大学、史密斯学院、哈佛大学的邀请，作为驻留艺术家并最终在美国定居，直至1996年归国。此时袁运生接受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响，在宣纸上用墨、蜡、色粉、油等材料，完成了大量带有强烈抽象表现主义风格的作品。在此过程中，袁运生有意识地将中国传统绘画思想中石涛的“一画论”，与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即兴感受结合起来，感受两者之间内在的关联性。也是在不断的深入研究和探索中，袁运生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性。
1996年，袁运生受中央美术学院的邀请，回国主持油画系第四工作室的教学工作，同时，其创作思想逐渐转向为建构新的中国当代美术教育造型体系而努力。此时的袁运生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考察中国传统雕塑的工作之中，他相信要建立中国的语言和观念体系，造型是最为基本的内容，必须能画出中国人的形象，而不是从欧美现代艺术和的创作体系中来。他说：“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如果你的心里头有文明自觉的意识，那么创作的时候你就会很明确，你就会围绕着这个问题来思考。”就像他在展览的自序中所谈到的：“文化自信来源于对本土文化的认知，有认知才能认同。”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说：“中国美术的现代化变革，与20世纪中国文化和思想史的进程是同步的。卓有成就者，莫不是在汲取和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最终回归到对中国传统美术的观照中来。出走，是历史语境;而回归，则是文化自觉。真正能够在东西方文化之间自由穿行者，实现相生相应，尤为难能可贵。今天，中国美术馆为袁运生先生举办展览，旨在研究其如何在国际艺术语境下，回归本土，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和造型精神，独造新境而取得卓著成就。袁运生先生的艺术和求索，具有特殊而普遍的意义。”
吴为山将袁运生的艺术分为三个阶段，即1982年赴美国之前可以被视为传统艺术、学院艺术和现代艺术启蒙的并置时期;1982年至1996年在美国接受抽象表现主义、行动绘画的影响，开始创作大量大尺幅的与中国传统绘画有内在关联的综合材料作品，是融合时期;1996年归国后，尝试在中国传统雕塑、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非系统”的视觉空间中寻求灵感和新启发的独造时期。并置、融合和独造三者相互依存，层层推进。通过展览我们能够感受到其内在文化经验和思想经验的丰富性。
吴为山馆长认为，晚年的袁运生先生，生活在被中国古代石刻和画像砖石包围的环境之中，那飞动、悠游的瑞兽，那本然、凝定的俑子，那飘忽如丝的祥云，也使他在楚汉浪漫和盛唐之音的审美理想中遥接上古，对话现实。事实上，20世纪初欧洲现代主义艺术中的表现主义风格的绘画探索，一直与中国艺术之间有着莫可明辨的渊源关系，应该说，袁运生先生在融合时期吸收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影响时，是在西方借用东方之后的再借用。毋庸置疑，根植于袁运生先生内在的中国文化经验，与其个人的性情和文化理想，毫无罅隙地完美融合在一起，最终越过抽象表现主义绘画，走向自我完善。他自信在生命意识、生存需求、宗教信仰、终极追求，在儒、释、道文化影响之下的造型必然有着可以延续的艺术因子，这种文化的自觉也使袁运生先生的作品中洋溢着自在与宏阔。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评价此次展览说：“袁运生先生的大型个展是他艺术历程的一次回顾性展示，也是中央美院全体师生和美术界同仁们盼望已久的学术盛事。展览以类型极为丰富的作品和大量的文献资料构成了袁运生的艺术世界，足以让人们了解这位艺术家卓越的创作才华，看到他对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中国美术的贡献，展览堪称蔚为大观，艺术让人叹为观止。”
他认为：“袁运生的艺术历程与中西艺术现代碰撞的语境相叠合，他因此一面研究传统，一面研究西方，在两个领域都投以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目光，在艺术学理上作比照研究和深度思辨。他经历了西方艺术转型时期的思潮风雨，因此能更透彻地思考中国艺术应有的文化取向，提出重塑中华文明价值，在美术教育中贯穿中国文化传统，探索中国自己的高等美术教育体系等重大命题，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自觉，也是十分可贵的文化自信。”
袁运生在自序中说：“一直以来，在艺术和艺术教育上“走中国之路”是我一生的梦想和追求。从大学时代受教育于董希文先生开始，可以说是播下了萌芽的种子，机场壁画风波后去美国14年，更深入地了解了西方艺术及80年代后期，他们关于雕刻及绘画死亡的论断，愈发使我坚信我要走的方向，1982年，我写下了《魂兮归来——西北之行感怀》。回国后，每年我带着学生去各地石窟博物馆考察，我发现，中国古代的造型艺术是一个巨大的宝藏，青铜器、石雕、壁画、，向我们展示了中国造型艺术的高度，她的审美观、造型观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并且自成系统，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学习造型艺术的绝佳教材，我异常兴奋，提出了复制中国古代雕刻、青铜器、壁画、，进入基础教育，从而逐步建构起“中国自己的高等美术教育体系”，基础教育必须回到以自己本土文化为根基的审美上来，一百年来的基础教育中，画西方石膏像的局面必须改变，否则，中国再也出不了像齐白石这样的画家了，因为学生的“第一口奶”很重要。如果我们培养的学子根本读不懂云冈、麦积山的造像，读不懂敦煌的壁画，传承都不到，何谈发展?哪来的文化自信。”
开幕式当天，中国美术馆邀请众多专家学者，就袁运生的艺术成就和艺术思想，展开了丰富的学术研讨活动。展览呈现在中国美术馆1、6、7、8、9号展厅，将持续至4月16日。
17年4月6日，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走向文明的自觉——袁运生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该展是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之一，展览根据主题分为四个部分：水墨意蕴、道象、融贯中西、记忆，回顾性地展出袁运生先生自1960年代至今创作的水墨、油画、铜版画等141件，以及素描、速写等习作20多件。其中，大部分作品都是首次公开展出。在本次展览中，袁运生先生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三个枪手》《嫁新娘》《海边太极》《驱鬼图》，著名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壁画原稿，以及高3.4米、长达27米的铅笔大稿等，涵盖其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共16件。
袁运生1937年生于江苏南通，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其1955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油画，受到董希文先生的启发，在创作上并未完全贴近苏派画法的影响，而是更倾向于印象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画风。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袁运生1962年毕业后被分配至吉林省长春市工人文化宫美术组工作，期间在进行创作任务的同时，还多次外出写生，完成了60余件的木板油画作品。1974年，为了创作《毛主席在陕北》等作品，赴陕北写生，创作了《延安白描写生长卷》等精彩作品。
1978年，袁运生受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邀请赴西双版纳写生，完成了大量钢笔和墨笔线描作品，并以此为基础，1979年应张仃先生邀请，参与首都国际机场的壁画创作，绘制了《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机场大壁画。由于在画面中部大胆绘入了三个裸体傣家女洗浴的场景，在当时引起中国美术界、文化界乃至思想界的广泛争论，也正是这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标志性图像之一，也让袁运生及其艺术探索广为人知。
1982年，袁运生受到美国新闻总署“国际访问学者项目”的邀请，到美国参观访问，并被安排到华盛顿、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城市的多家美术博物馆参观，拜访了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德库宁、波普艺术家劳申伯格等，极大地影响了他的绘画思想和语言方式。随后，他又接受北爱荷华大学、波士顿塔夫茨大学、史密斯学院、哈佛大学的邀请，作为驻留艺术家并最终在美国定居，直至1996年归国。此时袁运生接受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影响，在宣纸上用墨、蜡、色粉、油等材料，完成了大量带有强烈抽象表现主义风格的作品。在此过程中，袁运生有意识地将中国传统绘画思想中石涛的“一画论”，与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即兴感受结合起来，感受两者之间内在的关联性。也是在不断的深入研究和探索中，袁运生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性。
1996年，袁运生受中央美术学院的邀请，回国主持油画系第四工作室的教学工作，同时，其创作思想逐渐转向为建构新的中国当代美术教育造型体系而努力。此时的袁运生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考察中国传统雕塑的工作之中，他相信要建立中国当代艺术的语言和观念体系，造型是最为基本的内容，必须能画出中国人的形象，而不是从欧美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创作体系中来。他说：“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如果你的心里头有文明自觉的意识，那么创作的时候你就会很明确，你就会围绕着这个问题来思考。”就像他在展览的自序中所谈到的：“文化自信来源于对本土文化的认知，有认知才能认同。”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说：“中国美术的现代化变革，与20世纪中国文化和思想史的进程是同步的。卓有成就者，莫不是在汲取和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最终回归到对中国传统美术的观照中来。出走，是历史语境;而回归，则是文化自觉。真正能够在东西方文化之间自由穿行者，实现相生相应，尤为难能可贵。今天，中国美术馆为袁运生先生举办展览，旨在研究其如何在国际艺术语境下，回归本土，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和造型精神，独造新境而取得卓著成就。袁运生先生的艺术和求索，具有特殊而普遍的意义。”
吴为山将袁运生的艺术分为三个阶段，即1982年赴美国之前可以被视为传统艺术、学院艺术和现代艺术启蒙的并置时期;1982年至1996年在美国接受抽象表现主义、行动绘画的影响，开始创作大量大尺幅的与中国传统绘画有内在关联的综合材料作品，是融合时期;1996年归国后，尝试在中国传统雕塑、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非书画系统”的视觉空间中寻求灵感和新启发的独造时期。并置、融合和独造三者相互依存，层层推进。通过展览我们能够感受到其内在文化经验和思想经验的丰富性。
吴为山馆长认为，晚年的袁运生先生，生活在被中国古代石刻和画像砖石包围的环境之中，那飞动、悠游的瑞兽，那本然、凝定的俑子，那飘忽如丝的祥云，也使他在楚汉浪漫和盛唐之音的审美理想中遥接上古，对话现实。事实上，20世纪初欧洲现代主义艺术中的表现主义风格的绘画探索，一直与中国艺术之间有着莫可明辨的渊源关系，应该说，袁运生先生在融合时期吸收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影响时，是在西方借用东方之后的再借用。毋庸置疑，根植于袁运生先生内在的中国文化经验，与其个人的性情和文化理想，毫无罅隙地完美融合在一起，最终越过抽象表现主义绘画，走向自我完善。他自信在生命意识、生存需求、宗教信仰、终极追求，在儒、释、道文化影响之下的造型必然有着可以延续的艺术因子，这种文化的自觉也使袁运生先生的作品中洋溢着自在与宏阔。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评价此次展览说：“袁运生先生的大型个展是他艺术历程的一次回顾性展示，也是中央美院全体师生和美术界同仁们盼望已久的学术盛事。展览以类型极为丰富的作品和大量的文献资料构成了袁运生的艺术世界，足以让人们了解这位艺术家卓越的创作才华，看到他对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中国美术的贡献，展览堪称蔚为大观，艺术让人叹为观止。”
他认为：“袁运生的艺术历程与中西艺术现代碰撞的语境相叠合，他因此一面研究传统，一面研究西方，在两个领域都投以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目光，在艺术学理上作比照研究和深度思辨。他经历了西方艺术转型时期的思潮风雨，因此能更透彻地思考中国艺术应有的文化取向，提出重塑中华文明价值，在美术教育中贯穿中国文化传统，探索中国自己的高等美术教育体系等重大命题，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自觉，也是十分可贵的文化自信。”
袁运生在自序中说：“一直以来，在艺术和艺术教育上“走中国之路”是我一生的梦想和追求。从大学时代受教育于董希文先生开始，可以说是播下了萌芽的种子，机场壁画风波后去美国14年，更深入地了解了西方艺术及80年代后期，他们关于雕刻及绘画死亡的论断，愈发使我坚信我要走的方向，1982年，我写下了《魂兮归来——西北之行感怀》。回国后，每年我带着学生去各地石窟博物馆考察，我发现，中国古代的造型艺术是一个巨大的宝藏，青铜器、石雕、壁画、书法，向我们展示了中国造型艺术的高度，她的审美观、造型观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并且自成系统，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学习造型艺术的绝佳教材，我异常兴奋，提出了复制中国古代雕刻、青铜器、壁画、书法，进入基础教育，从而逐步建构起“中国自己的高等美术教育体系”，基础教育必须回到以自己本土文化为根基的审美上来，一百年来的基础教育中，画西方石膏像的局面必须改变，否则，中国再也出不了像齐白石这样的画家了，因为学生的“第一口奶”很重要。如果我们培养的学子根本读不懂云冈、麦积山的造像，读不懂敦煌的壁画，传承都不到，何谈发展?哪来的文化自信。”
开幕式当天，中国美术馆邀请众多专家学者，就袁运生的艺术成就和艺术思想，展开了丰富的学术研讨活动。展览呈现在中国美术馆1、6、7、8、9号展厅，将持续至4月16日。